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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这剂洋秘方能否治疗中国的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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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0 16:3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讯:“智慧城市”,由美国IBM公司于2009年9月首次提出。四年多过去,全球已有400多个城市因为运用现代智能技术使交通更便捷、公共服务更人性、城市更宜居,上了“智慧城市”榜单。中国工信部于2011年9月将“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规划。次年12月5日,住建部发出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的通知,并颁发相关的创建规则。两年多后,中国已有193个城市(城区)成为“智慧城市”试点。


意外的是,2014年1月,在全国推行“智慧城市”的住建部,却开始为中国“智慧城市”热潮“泼冷水”。1月11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出席论坛表示,“‘智慧城市’让我们走了一个极大的弯路。”


“智慧城市”进中国两年多后,多位学者指出其“水土不服”。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智慧城市”多经历漫长的城市建设过程,基础较好,而中国大多数城市是在短期内快速变大的,前期规划就“不智慧”,因此很难真正“智慧”。


洋方进中国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就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


2008年11月6日,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一年后,IBM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2009年9月,IBM与美国迪比克市共同宣布建立“智慧城市”。通过对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资源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分析,该市可以清晰地掌握城市资源使用状况和交通需求,并对此做出智能响应。


作为全球首个“智慧城市”样板,迪比克市近年风头正旺。这个6万人口的小城不仅坐拥密西西比河美景,还享受智能水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带来的便捷。


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国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至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


但对于IBM公司抛出“智慧城市”概念,外界的理解千差万别。2011年,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者乔尔˙科特金以基础设施、宜居性和经济发展为标准,评选出全球最“聪明”的十大城市。2012年,美国城市与气候专家博伊德˙科恩选用完全不同的四项指标——创新、绿色、生活质量、数字化管理——评选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两份榜单仅有中国香港一处交集。


中国官方也有自己的理解。住建部为“智慧城市”设了四个一级指标,十余个二级指标,数十个三级指标。在“智慧城市”热潮背后,是巨额投入。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


在业内广泛流传的另一个数据是,“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将拉动1万亿元规模的设备投资。


相关产业亦蠢蠢欲动。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数据,仅在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中,影像获取、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等地理信息产业的产值就达到300多亿元。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相对医疗、社区等,智慧交通的成果比较好量化,经济效益也明显,因此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仅在该领域,未来的投资规模就达到千亿元级别。


“过去,1000万元已经是大单子了,现在城市的智慧交通招标,一单就到数亿元。市场太大了。”上述业内人士说。


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他称,当前,“‘智慧城市’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但各方“期待各异,内中自有蹊跷”。


难治城市病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智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市病?张新红担心,高度雷同的规划、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问题维,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2013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但是现有的城市存量不可回避,推倒重建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过去,我们曾希望‘智慧城市’能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但随着推进,却发现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增加了。”张新红说。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袁崇法强调,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只能做到提高管理效率,难以做到标本兼治。


“在一个比较愚蠢的规划基础上,‘智慧城市’建设只能体现在一点一滴上。”袁崇法说。


上海驰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陈全表示,“智慧城市”离不开信息和数据,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能开放到什么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浙江省宁波市为采集数据,公安系统在城市各角落安了2万多摄像探头,随后,城管局打造网格式城市管理系统,又重新申请20多亿元预算,希望再装2万个摄像探头。为化解此问题,宁波只好将公安局分管监控的领导调至城管局当局长,省下了20亿元预算。


据报道,在2014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仇保兴副部长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还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是信息共享。”仇保兴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城市花数十亿元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可是最后所有的信息却汇集到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里,“这个领导忙得没时间看,所有在路上跑的车子却看不到信息,这个系统不是‘白搭’吗?”


回归“智慧”


没必要过于看重“智慧城市”概念,而应按自己的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


专家的共同看法是,“智慧城市”建设有其长处,中国应吸收,但没必要过于看重概念,应按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谈论“智慧城市”,不能绕开网络,也避免不了谈论大数据等技术。然而,也有专家提醒,应警惕技术中心主义和唯工具论的陷阱。


住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曾公开指出,2009年到2013年,在各部委将“智慧城市”工作定位在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范畴的政策导向下,技术驱动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北大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威称:“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处于摸索阶段。每个城市的目标、实现方式等暂无统一标准。”


“在短时间内将政府管理和居民素质提升到欧美城市的水平是很难的,这需要从文化、教育、机制等多方面去努力。”柴彦威说。但有些官员把信息技术看作解决城市问题的救命稻草。他说,面对诸多城市病,不少中国城市已失去耐心,急于借助“智慧城市”,技术性地解决城市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念已经从电子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化城市推进到‘智慧城市’,大概每隔五年就有一个新概念出来。如果‘智慧城市’只是一个概念和操作方法,此类新名词还会层出不穷。”张新红评论说。


袁崇法直言不讳:“我根本不看好‘智慧城市’。搞一阵风,运动式的,想用十几二十年的努力让几百个城市都成为‘智慧城市’,根本不可能。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智慧城市’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不能搞忽悠。”


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


上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建设原则、主要目标、信息安全保障等,被业内寄予厚望。


业内期望,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能够统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结束盲目建设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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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0 17: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当前所谓的“智慧城市”,无非就是装些摄像头,搞个监控中心,真正起作用,造福市民的项目——“这个真没有!”。大家一窝蜂上马智慧城市项目,无非就是冲着那1000多亿的投资去的,纯粹烧钱。

我国目前在科技和民生领域经常出现的怪现象是:
民间自发诞生的优质项目,政府一般要拼命打压。
政府拼命推广的所谓节能环保项目,市场冷漠至极,完全要靠政府推动,一旦政府停止投入,立即玩完。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动自行车繁荣昌盛,低速电动车蓬勃发展,电动汽车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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