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别扭扭”的《枯木怪石图》

2018-11-06 06:57:54 瞭望东方周刊2018年42期

罗米

《枯木怪石图》

近日,流失日本80余年的苏轼名作《枯木怪石图》亮相拍卖会场,起拍价高达4.5亿港元。

如果要评选中国文人的代表,苏轼应能获得高票——他不仅诗文兼长,而且能书能画。不过,想要一睹苏轼绘画的神采却很困难,因为他传世之作太少,可能只有现存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此次现身的《枯木怪石图》。

单从绘画的角度来说,《枯木怪石图》也许算不上是一幅杰作。但偏偏凭这幅画,苏轼就进入了美术史。

这幅画有何重要之处?苏轼的画又是如何影响后世的?

向自己倾诉

画面上只有一根曲屈的枯树干和一块奇峭的丑石,树和石的组合显得有点突兀和局促,像是石头把树逼得倒向了一边。

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看起来“别别扭扭”。

古人对这幅画有一句很著名的评价。说画中的树“虬屈无端倪”,石头“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

苏轼一生名气很大,文章诗词样样好,但却仕途不顺。作为以修齐治平为理想的传统文人,任凭他性情多么放达不羁,终究还是意难平,于是。他将胸中所积的蟠郁落墨成画。

可以想象,当他展纸研墨挥洒丹青的时候,精神一定是绝对自由的——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自己向自己倾诉,倾诉完了,手就停了。至于“像不像”“美不美”,他压根儿想都没想过。

当然,他也没想过要给别人看,他不需要像职业画家一样希求别人的赞美,更不需要用这个技艺谋生。

就在这样一个完全私人的情境里,他以最放松最真诚的态度投入到创作中,获得了自我的圆满和超脱,这正是中国的文人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的这幅画是很成功的,而且是很高级的。

好画的标准

对于什么样的画才是好画,苏轼一贯有自己的见解。

据说,苏轼被贬杭州期间,一时兴起想画竹子,偏偏书桌上只有朱砂没有墨,于是他信手拿起朱砂便画。有人看到他笔下这奇怪的红色竹子,便诘问道:世间何曾有朱竹?苏轼连想都没想,脱口道:世间何曾有墨竹?

苏轼这一怼,其深意是:艺术不是以描摹外物为标准的,它应该是自由的,也是带有主观性的。

苏轼还说,人物、宫室、器物等,有看得见的固定的形体,这叫“常形”;但水波、烟云、山水却形态多变,它们蕴含着生长、变化的规律,这叫“常理”。

失了形,画得不像,它的问题倒还有限;要是没有遵照外物的规律去画,失却了精气神,那一幅画就等于画砸了。

实际上,苏轼是对作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苏轼曾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也就是说,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会纠结执著于画得像不像,至于什么才是好画,他明明白自给出了标准:天工与清新。

《枯木怪石图》之所以重要,便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国文人画的核心精神和由此建立的评价标准。大巧若拙,一派天真,笔墨中能有一番味道、一番情趣才是好作品。而那种对外物亦步亦趋的画,则被文人们视为匠气。

这个标准在确立之后,几百年来几乎就没有变过,可见大家是服气的。后世的文人画家所孜孜不倦探求的,正是画中的这个“理”——要画出万物的灵气,还要画出心中的情绪,这就比只描画外形要难得多。

“闲来写就青山卖”

不过。因为一开始调子就起得很高,也给文人画家们提出了难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人们想了许多办法,以提高绘画的水准和格调。除了在绘画技法上钻研以外。他们还想出了许多创意。要论形,绝大多数文人画家难以超越职业画工,毕竟他们是业余的;所以他们便不以形为标准,而在画工达不到的领域大施手脚。

他们在画上题诗作文,这便在诗文和书法上远远甩开了画工;后来又开始治印,到了元代,诗书画印成了文人绘画的某种“标配”,画工是玩不过了。

毕竟,读书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胸怀天下,他们对人生、宇宙的理解的确远超画工,三观的差距反映在画中,也确实造成了画面气质的不同。

甚至连对“画画”的说法,二者都明显不一样。

文人时常很傲娇地把“画”说成“写”,一个字便勾勒了他们的潇洒俊逸,與画工精研谨细刻画入微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连落魄后的唐伯虎要靠卖画挣钱,都要保持一个优雅的姿态,说是“闲来写就青山卖”。

可以说,文人画首先要有“文人”气质,其次才应该像一幅“画”的样子。“文人画”这个词里,“文人”其实不是修饰语,而是中心语。

以这个标准来看,苏轼的画如果仅仅“画得像”“画得美”,那反而与苏轼不相配了。

正因为苏轼的大力倡导,才有了宋代文入画的发展,从此影响到中国绘画的整体面貌。

比如近现代最著名的画家齐白石,所循的便是传统文人画的精神道路。雕花木匠出身的他本是货真价实的画工,但后来专门拜师学诗、与文人结社作诗治印、推掉慈禧的征召。清朝失去了一个宫廷画工,绘画史上却留下了一派宗师。

齐白石的一句“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广为流传,它也成为中国文人绘画一句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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