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的敦煌藏经洞

2018-11-05 23:31:28 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9期

拓晓堂

敦煌藏经洞(敦煌第17号洞)是1900年5月发现的,仅仅是关于发现经过的传说就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道士王圆箓喜欢抽烟,抽完烟之后在墙上磕了几下烟锅,结果就磕出了藏经洞。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清理流沙时发现了藏经洞。总之版本不一,至今仍是一个说不清的故事。

藏经洞发现之后,并未引起世人重视。直到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从王圆箓手中用低价买到敦煌大批经卷,敦煌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被介绍到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才真正标志着敦煌藏经为世人认知。当时,王道士仅仅知道敦煌的经卷价值连城,但他对其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却没有任何概念。而对于斯坦因而言,虽然对中亚文字有所研究,却完全不懂中国文字,所以他也仅仅因为敦煌经卷是一批古物而视如珍宝,并不完全了解敦煌经卷所具有的价值。

敦煌经卷被发现的20年之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今的敦煌学已经成了国际上热门的研究内容,至今长盛不衰。

敦煌学现存的基本问题,如同它的发现一样,是扑朔迷离的事情。由于它的发现并没有像考古那样有完善的科学步骤和详细记录,所以敦煌经卷的发现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疑团。

首先,敦煌为什么有藏经洞?为什么藏这批经书?按照以往学术界观点,大致有如下说法。

伯希和宝藏说。与斯坦因不同,伯希和是汉学家,并亲自在藏经洞内部钻研了3个星期,他根据研究藏经洞内的最晚经卷的时间,确定藏经时间为11世纪上半期,也就是1036年。其次,伯希和所看到的藏经洞,一片杂乱无章,证明了当时的情形万分紧急。这与当时西夏人入侵敦煌的历史不谋而合,所以藏经洞是珍贵经卷的避难之所。在王道士的盗窃和斯坦因的洗劫之后,藏经洞仍留下经卷文物近2万件,数量极其可观。所以,从封洞时间、封洞原因到洞中经卷数量,伯希和都做了详尽的描述,他的观点也被编撰成书出版,影响深远。他分析藏经洞应该封闭于1050年之后,晚于1036年西夏人入侵敦煌的时间。但他却没有说明修建藏经洞的原因。所以,并不是主流观点。

方广的废弃说。何为废弃物,就是没有用的垃圾。理由是藏经洞经卷非常零碎,不成体系,但是中国有一个传统,敬惜字纸,只要写过字的经卷便要尊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把它留了下来。时间跟伯希和的说法一致,在1036年西夏人侵略敦煌之前,寺庙进行了一次文献清理,并封存于现今的“藏经洞”中。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北京大学荣新江认为经卷仅仅是敦煌寺庙里的图书被封存于洞中。它既不是宝物,也非垃圾,而是寺廟中的供养物。至于封洞时间和原因,他认为是公元1000年前后,主要原因是敦煌寺庙怕受到劫掠,所以急忙做了封存。其中,荣新江认为经卷是一捆一捆地放置于藏经洞中的,这说明经卷经过整理,而非伯希和所言没有程序、没有章法的随意堆放。这与伯希和的说法也有着明显的冲突。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文正义认为藏经洞经卷可以类比于佛塔的装藏,藏入佛经作为镇塔之物,经卷相当于一种供养物,也可看作舍利之用。

实际上,我认为后两种说法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敦煌藏经洞中所藏并不完全是佛经,至少有5%~10%是俗家的东西,比如儒家经典,还有小说、骈文等不一而足。俗家的东西占到如此分量,舍利子之说更是无从谈起了。

我去过敦煌的17号洞,也有自己的观点。我发现敦煌17号洞的洞口是一幅西夏风格壁画,而根据研究,这幅壁画有两层,上面一层为西夏绘制,下面还有一幅唐代壁画。如果藏经洞是唐代开凿,按照前面所说西夏人入侵之前封洞之说,那么现在这幅藏经洞口壁画应该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幅唐代壁画上明显有一个洞口,西夏人不会看不到。并且,西夏人要在唐壁画上画自己的壁画,由于墙面光滑,泥是不能直接抹上去的,西夏人便在唐人壁画上敲出无数的洞,才能抹上一层泥,这都是被证实过的。所以,西夏人一定知道这里有一个洞,藏经洞一定为西夏人所封闭,年代应该在公元1080年西夏人入侵之后。

如此说来,藏经的具体原因,既非藏宝说,也非垃圾说,应该是由于西夏文字产生,西夏人推行西夏文化,建立西夏大藏经之后,当时的一切非西夏文化都被列为违禁品被封存于洞内,是文化排异的结果。更有意思的是藏经洞内铺砌的砖和洞外相同,据介绍说皆为西夏的花砖。所以说,藏经洞必与西夏人有关。

再者,藏经洞经卷的数量,我有一个大体的估算,应该不会偏差很大。根据当时斯坦因的描述,经卷堆放10英尺左右,那么根据藏经洞的长宽高度的测算,每一个经卷的高度和直径计算出来的体积,大约只能放下45000件经卷,再多则无法容纳,这个数字与方广的说法最为接近。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建造时间、建造原因和藏经数量仍旧是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结论。

现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社会流传敦煌经卷的鉴定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敦煌文物造假便从未间断过。但是,我个人认为,敦煌文物完全可以通过目鉴来进行定案。其中,通过纸、字、藏印等鉴定藏书的基本方法都可以进行鉴定,只要接触过足够多的敦煌经卷,完全可以做到真伪的区分。当然,在目鉴之外还有科学鉴定方法,但是有个时间节点,即在11世纪末期之前,这样通过C14测定的方法完全可行。敦煌经卷的时间节点都在11世纪之前,所以,基本用C14测定应该很准确。

中国嘉德自2000年之后,实际上已经多次就宋版书做过此类实验,并证明专家的目测能力和科学鉴定已经相当接近。

中国学术界对于唐人写经的探索不止开始于1908年。我举一个例子,在清末,中国学者就开始探索什么是唐人写经。2003年,中国嘉德一件拍品名为《唐贤写经遗墨》,当时鉴定人是当年著名书法家赵之谦、魏稼孙,他们也都将其当作了唐代写经。而实际上,1900年以前敦煌洞没有被发现,所以唐人写经非常罕见,因此他们误把宋人写经当作唐人写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中国学者一直在探索唐人写经。

19世纪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传统文化遭到否定,造成有部分日本写经传到中国。这些日本写经从年代来讲相当于中国唐代,其中最有名是公元740年,日本光明皇后的写经,学术界称这类经为“五一皇后写经”。不像中国敦煌卷子那样年代没有重复,日本这批东西都是落一个款子:皇后写经。当时是日本写的,但它的字体和风格由于受唐朝的影响,所以写经字体和格式非常接近唐人写经。传到中国以后,当时中国学术界就把它当作唐人写经。比如说,翁同龢日记里所说的唐人写经,后来我们都看到了,那都是日本写经。可以说,时代够了,但地方搞错了。

中国学者还犯过一个错误,仍旧出现在清代探索唐人写经的问题上。1997年中国嘉德古籍拍卖,有一件拍品《唐人写妙法莲华经残本》,吴荣光收藏。众所周知,吴荣光是清朝嘉道时期著名的大收藏家,他当时在经上作一个长跋,却把真正的唐人写经误作为元人写经,整整晚了四个世纪。从现在看来,这件写经残本无论字体还是纸张,都可确定为唐代。

2009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结识了一位女士,已经90多岁了。她的丈夫是敦煌壁画的摄影师,当年与张大千几乎同时到敦煌,当时她就陪在丈夫的身边。她家的墙壁上挂满了敦煌残片。她告诉我,当时敦煌沙土里散落着不少经卷的残片。以此,我们能够推断在一千多年以前,在其他洞里或者残破寺庙中,肯定也有唐人写经卷的存在,并且无人管理。而且,在1948年,敦煌周围的小土地庙中也发现过敦煌藏经,虽然数量不多,但非常说明问题,藏经洞之外仍有敦煌写经。

我曾在苏州看到了一卷唐人写经,内有清初笪重光、姜二酉收藏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间王文治等人(何绍基、王懿荣、张之洞等)题跋。王文治题跋收入《王氏快雨楼题跋》卷三。此经卷经史树青发表文章介绍于《收藏》1997年第23期,定为唐人写经。可见,在乾隆时期,对于唐人写经的鉴定是对的。实际上在1900年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之后,就拿出了几件,送给当时的敦煌知县,其中几件又转到了当时甘肃学台叶昌炽手里,叶昌炽判定为唐代之物,建议收归省城。但由于藩台心痛五六千两银子,就没有落实,放任王圆箓盗取经卷。叶昌炽对这些经卷早已有了正确的年代判断,而且在尽力保护。

所以说,对于敦煌和敦煌写经的重视与研究,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尽管犯了诸多错误,但这一段功绩不应有失偏颇。可以说,中国学术界对于敦煌和唐人写经随着历史变迁实际上有过错误或正确的认知,中国学者对其判断和探索仍在不间断地进行。

敦煌藏经洞留给我们的疑团远不止这些。因为除去博物馆之外,仍旧有大量的敦煌文物在市场中私下流通,只有在公开拍卖之时才会给敦煌基本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不断地解开谜团。例如,2010年嘉德春拍的《梵天所问经》,由当年长安高僧唐玄奘的师傅玄会供养,是非常重要的敦煌藏经,而且品相齐全,非常难得。而《金光明最胜王经》,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年代与当时翻譯的时间非常接近,极近原稿,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四十二章经疏钞》和《佛说佛名经》只有巴掌大小,却具有非凡的意义。

陈寅恪编《敦煌劫余录》,其中记载着残卷前四个字是什么,最尾四个字是什么。原因是尽管佛经断了,然而通过这四个字就可以知道前面应该接在哪里,接哪个经哪一段,后边断在哪里。所以敦煌学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缀经,把以前散落的经重新拼接起来。这就是探索的意义,也是敦煌学研究的意义。所以说残经不可弃,残经依然有它的价值。

因此,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始,市场上遗存的残经,都是不为人所知的新鲜的财富,我们将用它解决敦煌所存在的问题和谜团。正因如此,敦煌藏经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引起敦煌学界乃至社会人士的极大兴奋。敦煌一直被市场和学术界所关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敦煌研究的恒久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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