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为何击毁中国民航客机“桂林号”

2018-11-05 23:31:28 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9期

徐小云

首开击落民航客机先例的国家,正是近现代历史上罪恶累累的日本。

1938年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年。这一年的8月24日上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2客机“桂林号”由香港启德机场出发,执飞香港—广西梧州—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泛美航空承包营运,整个航程约1210公里。机上载有14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 飞行员为美国人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

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机师伍兹发现8架日本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伍兹知道中日正在交战,判断日机肯定是来者不善,打算驾机进入云层躲避。但日机紧追而来,直接向“桂林号”开火,飞机被击中要害,伍兹不得不紧急俯冲降低高度,将“桂林号”迫降于广东中山县张家边九顷围附近的一条小河中。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即向外拍电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致使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反复扫射20余次,直至“桂林号”沉没后才飞走。

机上人员中仅有飞行员伍兹、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一位名叫楼兆念的男乘客幸存,其余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罹难。机上遇难乘客之中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一名妇人和她2歲的孩子,“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该次空难被视为民航史上首次客机被军机击毁,史称“桂林号事件”。

“桂林号”邮机具有中美合资的商业性质,其本身并非武装性设备,机上所载人员亦非兵士。时人蒲乃钧认为,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会议都对空中轰炸做出规定,禁止“用任何手段轰炸或炮击无防护的城镇村落住屋”,同时,“邮包享有特殊之待遇,中立国或交战国之邮政信件无分公私性质,无论在中立船或敌船上都是不可侵犯的”,而日本恰恰又是《海牙公约》的签字国。由此不难看出,日军对“桂林号”的袭击不仅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挑衅和示威,最让人感到痛心的则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

幸存者楼兆念在《中航机“桂林号”遇险始末记》一文中回忆:“……突闻拍然一声,机上有物击落余颈,余急举手摸探,视之则赤血涔涔,速取手巾裹伤……余回视果然,知为子弹击伤,于是余悟为敌机前来截击,同人均速仆伏座下……时王君偶一举手,手亦中弹,凄呼曰:‘我手废矣!胡君曰:‘毋呼,事已至此,余早置生死于度外矣!旋又闻拍然一声,机身微震,乃知已安然降落……机枪声大作,弹如雨注……敌机扫射约五分钟,始告停息。”读罢全文直让人感觉寒气逼人,毛骨悚然。

此次遇难的10余人中,胡筠、徐新六等都是在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蒋介石为抚恤胡筠和徐新六专门指出,“两君抗战以来,对于后方金融,尽力襄助,不辞劳苦,裨补至多”。可见,他们的遇难,是抗战时中国金融业的重大损失。

8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地说:“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借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外交部声明里最后要求“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此人类公敌”,“群起制止”。

军用飞机向民航客机开火,是日本首创,招致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此惨案悲愤写下一联:“因国难而捐躯,识与不识,同声一哭;为鬼雄以杀贼,死如未死,赍恨千秋。”

导致“桂林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日军打算行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截获了日军谍报,电文破译出来的时候,孙科正要登机,最后搭乘了另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

孙科的性命因为第二厅破译这份情报而保住了,但飞机照常起飞后其他司乘人员却全部遇难。邹韬奋在《全民抗战》发文揭露日军暴行的直接目的:“有计划地破坏中国航空交通,有计划地屠杀中国平民,有计划地损害第三国利益。”

日军的暴行无异增添了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战情绪,也更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其行为的反感,美国当即以日本攻击民机,致死非战斗人员、危害美籍机组成员生命、毁坏与美国有关财产为由,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自知理亏的日本政府含糊其词,没有回应。

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讲,每一架飞机都很宝贵,哪怕是“桂林号”这样一架被打烂的飞机也不能放弃。中国航空公司将“桂林号”打捞修复后,更名为“重庆号”,继续运营。“桂林号”是民航史上首次遭到军机攻击的客机,空难后中航及其他客运公司引进了德国的无线电导引系统,将航线改为夜间飞行。但这架多灾多难的飞机最后还是毁于日本人之手。“重庆号”的幸存者、飞机的副驾驶对这起空难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1940年10月29日凌晨,“重庆号”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上午7点到达。飞行员美国人肯特按原计划继续飞往昆明,但是重庆珊瑚坝机场接到报告,日本飞机正在经过宜昌飞往重庆。于是肯特被迫离开重庆,不过油料的消耗使他只能降落在位于昆明东北约80英里处的一个二级机场沾益机场。

在接近沾益机场时,肯特发现场坪停有两架中国飞机,于是臆测如果日本飞机在附近,中国飞机肯定会离开,于是他对准跑道准备着陆。然而肯特并不知道,这两架飞机其实是用来吸引敌人火力的木质诱饵,5架日本驱逐机刚刚扫射了它们,正在爬高离开机场。

由于沾益没有电台,机场无法通知肯特,即将离开的日机发现了正在着陆的“重庆号”,当即俯冲下来,开始猎杀。

肯特被炮弹炸破心脏当场死亡,空姐鲁美音推开机舱门催促帮助乘客离开,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机舱。当鲁美音在机场上奔跑的时候,一架日机俯冲猛烈扫射,她倒在了血泊中,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26岁。

“重庆号”遇袭,致使机上1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9人遇难,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师钱昌淦。

日本军机袭击没有任何威胁的民航客机,在事发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合众社评论:这是一起冷血、野蛮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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