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何急于看这本书

2018-11-05 23:31:28 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9期

张天社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他急切地要秘书去找一本书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经过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产生这么迫切的心情?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驱车住进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北极阁位于南京近郊的鸡鸣山上,三层楼高,呈曲尺形,高低起伏,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对面是著名的鸡鸣寺,举目望去,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入夜,更可俯瞰市内万家灯火,流光溢彩。虽然戴笠说:“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但实际上,最初的几天,张学良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张学良进入宋公馆的当天,从西安赶来的张学良总部机要科科长王中立就与在南京的东北名士阎宝航一起来见张。当时,在宋公馆居住的张学良的副官和秘书人员共11人,以后再未增加。

据王中立回忆说,那几天,需要秘书办的事情不多,但张学良特意叮咛他去买一本叫《革命与变乱之技术》的书,是拔提书店出版的。王中立下山到城里去购买,但书已售完。王返回后,张学良说:“雨农已替我找到了,不要买了。”雨农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戴笠。

王中立所说的《革命与变乱之技术》,实际上叫作《变乱与革命技术》,一般简称《政变术》。此书作者是意大利著名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1898—1957),他曾任米兰《新闻报》主编。

马拉巴特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他游历俄国、波兰、德国、西班牙等国,亲历了多次革命和政变,他用法文撰写了一部以革命和政变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小书,取名为“政变的技术”,1931年在巴黎出版。1932年,该书英文版在纽约出版。

马拉巴特才华横溢,行为夸张,喜欢表现自我,但思想多变。他曾是墨索里尼的好朋友,法西斯党徒,后来又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此前,他曾出版过研究列宁思想的作品《好人列宁》,1944年出版过纪实小说《完蛋》,预言“法西斯注定会完蛋”。二战后,他又信仰共产主义,访问过苏联和中国。

马拉巴特从其亲身经历和经验出发,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夺取政权的武力政变不需要有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只需要政变策划者掌握一系列“政变的技术”,通过动员技术工人和训练冲锋队去夺取关键性的公共设施,如铁路、运河水闸、电厂、邮政电报、粮仓、物资仓库等,就能使政府与国家的其他部分隔离,从而使政府失去功能而成功夺取政权。马拉巴特将革命视为一种技术,可被任何政治势力用来夺取国家政权。由于马拉巴特偏激的思想,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他也被开除法西斯党籍,流放5年。

1933年,古有成将这本书的英文版译为中文,于7月由上海的国际书局出版,取名《变乱与革命技术》。根据英文版的内容提要刊登广告说:“本书是给现代革命者的。”古有成毕业于中山大学,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20世纪30年代初宁粤对立时,他仍在广州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工作。

1933年4月,张学良到欧洲游历,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意大利,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待。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1903—1944)曾任驻华公使,齐亚诺和夫人艾达·墨索里尼与张学良是好朋友。齐亚诺经常向张学良宣扬法西斯主义,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变化。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后,就拥护蒋介石为领袖,一度鼓吹法西斯主义。

张学良在意大利期间,马拉巴特尚在流放中。由于齐亚诺也是马拉巴特的好友,齐亚诺是否向张学良推荐这本书,张是否看过,还不得而知。

但在国内,有一人在1934年5月间却一直在读这本书,并写下了读书感悟,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据蒋介石档案资料记载,1934年5月8日,蒋介石开始阅读《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对有关拿破仑和墨索里尼的内容十分欣赏。他赞扬拿破仑雾月十八日政变“临机应变,应时制宜”,赞叹墨索里尼“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6月1日,蒋介石总结上个月时说,“看革命技术完”,认为“对革命事业,建国方针亦觉有心得,乃足自慰也”。 可见他觉得读这本书收获不小。

也许由于蒋介石的重视,1936年,国民党特务组织力行社下设的拔提书店才重版了这本书,所以戴笠很快就给张学良找到了一本。

50多年后,1992年7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的采访,当采访者向他核实王中立在南京购买《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的情节时,张学良连说“有这,有这”,肯定了这回事。

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一个深夜,张学良到红军代表叶剑英处,对叶剑英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张将军的意思呢?”张说:“很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打迭。” 法文“coup détat”一词,音译为“苦打迭”,指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变。叶听后对张说:“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模的内战会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机会。”

后来,中共中央也致电叶剑英,要张学良慎重对待。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解放日报》等就宣传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革命”,而苏联报刊则称之为“兵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也对事变进行反思。他急于要看《变乱与革命技术》,是想从这本书中总结西安事变的不足和教训。

张学良看完《政变术》,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或教训?在当时,因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到了1957年,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撰写了《杂忆随感漫录》,回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在时隔20年之后,他仍然记得当时读过《政变术》一书,并写下他的体会和联想。张学良说:

我在雪窦山的时候,有朋友送我一本《变乱与技术》一书,我读过之后,理论跟我实际的教训,因而联想到,从事于革命事业的人们,必须要注意到自身和同志们的技能问题,请准许我说一句——大家也都晓得的事:今后的世界,一刀一枪相斗之局,已經过去,不是只凭优秀的领导,或者良好的策略,就会成功的。我这句话,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还得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

张学良所说《变乱与技术》,就是拔提书店重印的《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他说在雪窦山时得到此书,是误记了,实际上是在南京宋公馆时。“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还得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这就是张学良结合西安事变对《政变术》的读后感。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要以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只是想促使蒋介石反省,逼蒋抗日,救亡图存。所以他承认西安事变是违反纪律的行动,痛心部属的能力不强、杨虎城部队纪律不强,造成了死伤事件,损害蒋介石的尊严,但他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觉得是错误的。张学良急于阅读《政变术》,是想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在手段和目的、合法与暴力、叛徒与忠仆、纪律与袭击之间,寻找一条更有效的途径,完善进谏的技术和方法,减少人员伤亡和政治波动,从而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