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拍:我认识的彭德怀侄子

2018-11-05 23:31:28 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9期

彭德怀的大侄儿,原广州军区空军副师级离休干部彭起超,因病于2006年3月16日在武汉病故,终年78岁。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兄长、好老乡。

我和彭起超长达40多年的交往,是从患难中开始的。1963年年底,我下放到基层连队“锻炼”一年零三个月后,调入空军王泉墩基地(汉口)政治部宣传科任教员,当时,彭起超在基地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

1965年年底,原武汉军区空军以“抽调350名干部支援湖北财贸三线”为名,将彭起超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列入了转业名单。在转业集训队和以后接触当中,他断断续续和我讲了他家的一些情况。

彭德怀平江起义后,彭起超的二伯父彭金华及父亲彭荣华也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彭荣华和彭金华被国民党杀害,彭起超被迫流浪到广西桂林,靠讨米度日。后来,王震率南下抗日支队到湖南等地到处寻找,才将他找到,带回延安,将他交给彭德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随彭德怀住进了中南海,以后又被保送到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机务,毕业后被分到福州军区空军搞机务。

我和彭起超等人被通知转业后,坚决要求转业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工作,但遭到拒绝。基地政治部主任范博组织了上十人轮流对彭起超进行批斗,彭起超拍起桌子和他们说:“我父亲是红军的师长,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是烈士的子弟……”基地副主任、老红军干部范延辉看到这种情形后,十分气愤,在他的干预下,才停止了对彭起超的批斗。范主任看到彭起超身体不好,就每天在空军农场批一磅鲜牛奶给彭起超喝。据说,范延辉曾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在那种非常时期敢站出来为彭起超说话,是要担政治风险的。

后来,空军十九师副参谋长马长生转业到武汉市肉食水产公司任党委书记,把彭起超要去了,让他任该公司代理秘书科长,才了结了这一转业风波。

“文革”开始后,彭起超又被冠以“坏头头”遭到批斗和毒打,有几次被打晕了过去,用冷水泼了以后才醒过来。“文革”中,我专程从湖北恩施到武汉去看望彭起超,一进门,他就说:“小谭,差一点我就见不到你了……”于是他将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我。当时,他每天到屠桌上卖半天肉,也就是他的“半天工作值”。他说:“现在我被监视,监视我的人是和我们一起转业的干部科的张××夫妇。”

1980年,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湖北省商业厅汇报工作,在彭起超家里住了一夜,当时,他已恢复了军籍,任王家墩场站分管后勤的副站长(副团级)。

1983年元月,我从湖北调回了湖南,见面的机会少了,经常是写信和电话联系。大约到了1986年,彭起超告诉我,中央军委给了他一个副师级干部离休。

彭起超原来的夫人姓刘,20世纪80年代病故了。后来他找了个河南籍女子,因两人性格不合,只两年又分开了,最后才找到扬州女子小蔡做伴。小蔡对彭起超体贴入微,两人感情很好。

2000年,我和夫人去了广东中山市女儿家,彭起超去了深圳他小儿子彭磊那里居住。他在深圳听说我在中山,非要和我会面。2002年1月8日,彭磊开着车把他爸爸妈妈带到中山和我们夫妇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彭起超告诉了我一件事,就是原来整我们的原武汉空军个别干部仗势欺人,别人状告无门,他打抱不平,亲自上北京,将材料送到中央领导手中,才将那个干部告垮。

为了答谢彭起超对我的厚爱,2004年正月初五,我和夫人带领儿孙前往深圳看望彭起超及夫人小蔡。这次会面,我感觉他的身体明显差了很多,以前健步如飞,此次拄了手杖,耳朵也听不到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此次會面是我和彭起超的最后一面。40多年的交往中,他给我寄过许多信件,现在早已散失,唯一留下来的,是他的一张照片以及2002年我们夫妇和彭起超夫妇在中山市我女儿家楼前的一张合影。

彭起超生前多次讲,他最熟悉和最崇敬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震将军,一个是杨尚昆主席,他俩待他如亲生儿子。

彭起超逝世十多年了,我经常怀念他。他伯父是赫赫有名的元帅,但他丝毫没有老干部、后台硬的优越感,事事处处和战士平等相处;他生活勤俭朴素,为人正直,不讲假话,不说空话,不吹不拍,敢顶敢抗,实事求是,与彭德怀元帅有着一脉相承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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