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离了西凉界

2018-11-05 23:31:28 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9期

沈寂

1949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购买了我两部中篇小说《盐场》和《红森林》的版权(《盐场》拍摄成影片,改名《怒潮》,舒适导演并担任主角)。永华主办人李祖永亲笔专函邀请我去香港任编剧。

上海“贵客”拜见孟老板

我到香港无熟人,去找《盐场》导演舒适。舒适父亲舒石文,是梅党(梅兰芳周围的超级粉丝、智囊团等统称为“梅党”),舒母常为梅兰芳缝制戏装。他自己又酷爱京剧,常登台演唱。我提起我看过孟小冬的《搜孤救孤》,可惜从此看不到她。舒适告诉我,孟小冬已是杜月笙的小妾,平时不出闺房,而李祖永与杜月笙相熟,常去杜家。我得到指点,就将我想拜望“冬皇”的心愿对李祖永透露。

三天后李祖永要我一起坐车到坚尼地台18号去拜见杜月笙。事先电话联络,一按门铃,一个女佣笑脸欢迎熟客。第一间是客厅,摆设简朴而有风度,正墙挂张大千画幅,有气派。杜月笙穿一件衬衫(他始终穿长袖,为掩盖手腕上的刺花),正襟危坐在大藤椅上,见知交上门,一摆手,请客人坐在他侧面的长藤椅上。李祖永壮实的半身占去大半座位,我在大亨面前,只有侧身而坐。

杜月笙和李祖永寒暄,对我这个20多岁、其貌不扬、又无名声的年轻小伙完全置之不理。我只得抬头看一只扁长的鸟笼,笼里百灵鸟只跳不叫。杜月笙和李祖永交谈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话后,凌厉的目光朝我瞥视。李祖永这才想起,说一句:“他是我从上海请来当永华编剧的沈先生。”

照理,我见大亨应该起身鞠躬,忽然心里有一种不卑不亢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我不肯屈从强盗扮书生的落魄大亨。我记起上海的一位老友李之华事先告诉我,到香港凡与杜月笙等辈相见,只要提一个人的名字,碰到难事,便可以得到方便。于是在李祖永介绍之后,我随即有意无意地说一句:“上海的严先生要我向你问好!”

我口气随便,却惊动大亨,他居然撑起病弱的身体,恭敬地回复我:“严先生好伐?”我并不知道“严先生”是谁,但看到杜月笙如此郑重恭敬地向“严先生”问好,也只得站起来回答:“好!好!”两人为这位我从未见面、也不知何人的严先生致敬后坐下,在一旁的李祖永又惊又呆,一定在猜疑我这个小青年的不明来历。他连忙提出我到杜府的来意,杜月笙毫不犹豫,欣然拍掌,招呼女佣:“禀告孟老板,上海来贵客要见她!”

因为当时杜、孟尚未正式结婚,称太太不合适,只得以京剧界的尊称“老板”称之。而“贵客”又是谁?我是“贵客”?一定是因为“严先生”之身价使我这个无名小卒成为上海“贵客”。可是身为“冬皇”的孟小冬是否买账?她不肯见我,我又怎么下台?或许来自上海的“贵客”是非见不可的代号?

正在我(包括李祖永)为“冬皇”是否接见我们而心神不宁之际,忽然见门外女佣举手将门帘掀起,也就在这一忽儿,孟小冬轻步走到门前站定,一个光彩绚丽的“亮相”。“冬皇”在舞台上扮演老生,一身古装,或青衣布帽,或相巾道袍,清秀脸面,下挂长髯,虽洒脱也宽松。今天,她身穿一件淡米黄色的旗袍,贴身而苗条,乌黑的头发梳成略显蓬松的发髻,脂粉不敷,面净齿白,大方漂亮,仿佛一支出污泥而不染的水仙。她伫立在客厅门外,双眸朝客厅里流丽顾盼,令人惊喜。

杜月笙轻声重复一句:“上海贵客沈先生拜见——”谁都以为“冬皇”会步入客厅,没想到,孟小冬意外地向我做了一个舞台上“请”的舞势,然后回过身,朝自己閨房走去。

我一时为“冬皇”突然邀请发呆,连杜月笙也好久才回过神来,他笑着做个“请”的手势,我连忙走出客厅,卑逊地落后三步,轻脚慢步跟随“冬皇”。女佣又举手掀起闺房门帘,“冬皇”再回身用手势邀请,我才敢进入宁静的“皇室”。

只见一张白铜床罩着浅蓝珠罗纱帐子,四周是乳白色镶金边家具,既富丽又纯洁。床前一张搁脚绿色藤椅,对面一张小藤椅,白色墙上挂着一把胡琴,还有一张配着狭长镜框的有些模糊的旧相片:《武家坡》剧照。没有王宝钏,只有孟小冬饰演的薛平贵孤单一人,显得奇特和异常。

在我浏览闺房之际,女佣送上盖碗龙井茶和名伶上台前润喉解渴的精巧小茶壶。女佣退出,我不敢先开口,孟小冬沉默等待后才启齿问讯:“沈先生从上海来?”我回答:“是。”她喝一口香茗,又问:“上海还唱京戏?”我回答:“对。”又是半晌沉默,她双目向我怔视,再问:“程砚秋程老板可登台?”我点头。她还问:“麒麟童(周信芳)仍旧演戏?”她一一问候,唯独不提梅兰芳。

我猜想她是故意回避,有意不提,怕被非议。她不问,是要我主动提出。于是我只得提起梅兰芳,让她释怀和放心。我也就用刚才回答别人近况的语气,放慢声调地不问自答:“梅兰芳梅大师也上台演《穆桂英挂帅》,盛况不减当年,观众十分欢迎。”

我边说边观察“冬皇”的面色,她竟毫无表情,只漠然地点点头,表示听到。然后一片沉默,再也无话可说了。正好女佣掀起门帘,向女主人禀报:“客厅里李先生要回府,请客人——”我想面见“冬皇”的心愿已完成,就趁机起身告辞。我出房门,走几步,听到房门关上,“冬皇”仍将自己禁闭在“金丝笼”里。

孟小冬本不姓孟

李祖永已在客厅门口等候。我向杜月笙道谢,他竟起身送我——或许是送那位“严先生”到门口。据说杜月笙到香港后,从来不送客。“严先生”究竟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

车夫拉开车门,我发现车厢里有鸟笼一只,就是我刚才在客厅无聊时观望的那只鸟笼。我不禁奇异,车夫郑重地解释:“这鸟笼是杜先生送给沈先生的。”我从不养鸟,香港狭小的住屋放不下这扁长的精巧鸟笼,就要车夫退还。李祖永在旁插言:“杜先生的东西,你要也要不到。他送给你,只许收,不许退。你不要,我拿回去。”

孟小冬在《空城计》中饰演的诸葛亮

在交谈中,我环顾他家四周,发现墙上挂满书画,有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齐白石等大师佳作,而更多的是梅兰芳的画,有直幅,有扇面。我问黄国栋,他笑着答称,上海沦陷,梅兰芳从香港避难到上海,为了摆脱日伪的纠缠,蓄须明志。然要养活一个剧团,因无收入而经济拮据,便卖画为生,然其名声和作品不能与诸大师相比,买者少,价也低。在重庆的杜月笙知道此事,特命上海的黄国栋,凡梅兰芳的画,尽多收买,而且出价不菲,于是黄国栋以自己的名义收买梅兰芳的画,让梅兰芳能维持他的剧团直到抗战胜利。此事传到天津,孟小冬感激杜月笙仗义,也为她的心上人梅兰芳在困难中得到救助而宽心。她始终记得杜月笙对梅兰芳无私帮助的恩情。

黄国栋还告诉我:1948年,平津被解放军围困,兵临城下,孟小冬十分恐慌。这时,上海的杜月笙派来一架专机和姚玉兰亲笔书信,迎接孟小冬等人离开危城。孟小冬将有价值的重要物件,尤其是与梅兰芳合拍的剧照和其他珍贵物品带在箱子里,一起坐飞机到上海。亲如姐妹的姚玉兰在茂名公寓大门口迎接,杜月笙在十七楼房间里等候。孟小冬像死里逃生,见到他们如见亲人,双手抱拳,深深行礼,以谢救命之恩,从此身入侯门,成为杜家的人。

黄国栋告诉我这两段真情实事,解答了我对“冬皇”心甘情愿侍奉病弱的杜先生的疑问。她毫无名分也无所求地给她的恩人喂药、抚胸,还自拉自唱一曲《武家坡》,但常常只唱一句导板便停住。

我第二次在香港拜访杜府后不久,听李祖永说杜月笙病情加重,他要亲信代写遗嘱:一是他死后棺材要葬在上海高桥杜家祠堂旁,表示活不能回乡,死后坟也要做在上海;二是他有10万美金(由宋子安代为保存,是他在杜美路的别墅,原是他开设的赌场,抗战胜利后卖给美国领事馆)作为遗产,留给姚玉兰和孟小冬。

可是在临终前,台湾方面派来陆京士(杜月笙门生,1949年去台),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慰问,并告之杜月笙遗嘱必须修改,将落葬地改为台湾,遗属须亲自送棺材到台湾,才能接受10万美金遗产,这是命令,也是要挟。杜月笙在弥留之际,为了这笔钱,也不得不修改遗嘱。

开吊之日,我过去旁观,只见孟小冬穿一身黑色丧服,低下头站在姚玉兰身后,不让别人注意。

陆京士要求杜家遗属随棺木去台湾。姚玉兰携带子女随行,却不见孟小冬。她自认服侍大亨杜月笙只是为了报恩,有恩无爱,如今“恩人”死了,无爱的恩情也还完了。她不愿以杜太太的身份出头露面去台湾领遗产,遭受人们的耻笑和奚落,她要维护“冬皇”的尊严。

姚玉兰从台湾回来后,将孟小冬应得的遗产交给她。孟小冬的租屋虽小,但屋宽勿如心宽,地点偏僻、清静,无人来往。她摆脱杜月笙小妾的名分,单身一人,独自生活。她丢弃原来那套华丽的家具,小屋里布置朴实简单,墙上依旧挂着胡琴,那张《武家坡》的剧照,不单是她饰演的薛平贵一人,而是将一直后折在背面的梅兰芳重又翻出,成为两个人的合影。

1967年9月,孟小冬接受姚玉兰的邀请到台湾定居,因自己已经不是杜月笙的未亡人,不去杜月笙的坟墓吊唁,也不和杜门后裔及徒子徒孙联系,单独一人栖居在台南一个小城市里。那里依山傍水,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坤伶“冬皇”。她自己也不出头露面,自称孟家妈妈,由一名女佣料理家务。她每晨早起吊嗓子练功,甚至放声高歌《游龙戏凤》《空城计》《卧龙吊孝》《搜孤救孤》等余派絕唱。

1977年5月25日,孟小冬病逝,享年70岁。她带走了坎坷的悲欢命运,与世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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