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为何没能改变大清国运

2018-11-05 23:31:28 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9期

欧妍

1898年9月18日(戊戌年八月初三),这天的内务府升平署为“戏迷”慈禧太后演出的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从宫外请“义顺和班”演了六出。慈禧颁下的赏银为403两。

这一天的戏从早上10点开演,一直演到晚上8点半。光绪皇帝在下午两点多离开颐和园回宫。

与后世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光绪亲政后,除军国大事慈禧会过问之外,其他大部分事务光绪可以自己做主。在变法之初,慈禧也并未过多干涉,只是光绪突然下旨撤换礼部六堂官,严重干扰到慈禧以及大部分朝中大臣权益后,慈禧才开始插手变法,并要求光绪不要操之过急。真正导致慈禧决心阻拦变法事务的,是9月18日晚,御史杨崇伊奏折中指称变法党人欲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将专政柄”,这是慈禧无法容忍的(甲午战争时慈禧是主战派,甲午战败的耻辱让其心中恨极了日本人)。

因戊戌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康有为等人便想让光绪聘请在东京刚换届卸任的伊藤博文来华担任“客卿”,幻想借其力量来推动中国改革。但伊藤博文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在被光绪接见(9月20日)后,他向李鸿章说,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会把国家大厦搞垮。言辞之间,充满了轻蔑。

第二天,9月21日(戊戌年八月初六)早朝时,慈禧与光绪共同见军机,宣布由慈禧再度“训政”,史称“戊戌政变”。由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导的维新变法正式宣告流产,发起者或远遁海外,或命丧菜市口……

作为中国近代一场政治思想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直接让更多人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是不可行的,在思想上间接推动了不久后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性出场。

这场历时103天的变法,曾力图为大清王朝注入一剂新鲜的血液,在旧中国几千年的统治秩序里,新旧思想的碰撞从未像这103天里表现得那样激烈,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它的最终失败?甚至变法失败后,北京城内还传来一片欢呼?

太着急:“诏书一日数下”

松筠庵、仁寿殿、菜市口、东交民巷,现在看来,这些分布在北京城各个角落的名字似乎毫无联系,但在120年前,它們却被同一起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这一事件上演的重要舞台——

戊戌变法始于松筠庵中的“公车上书”,成于仁寿殿内的君臣召对,结束于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刑场,最终,它的一线火种又从东交民巷得以保存、去往海外。东交民巷在1898年的这一系列事件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这里的外国公使在危急时刻动用治外法权,庇护了逃亡的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但讽刺的是,康、梁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废除列强在华的特权,包括那些帮助他们逃离这场祸乱的外国公使的治外法权。

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变化。接连的内忧外患,使清廷及一众文人志士逐渐觉醒,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的1861年开始,清廷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

1895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虎视眈眈的世界列强蚕食的对象。4月,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当时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齐集在北京应试的十八行省与奉、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并得到一千多人连署,此次事件被称作“公车上书”(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师受考之惯例,对进帝都参加会试的举人俗称为“公车”)。“公车上书”是维新变法的起点,是当时知识界渴望变革的强烈呼声。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呼声愈烈。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积极创办刊物、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变法。

至1898年年初,康有为已多番试图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他并非四品官,无权上书皇上。直至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方才首次被转呈光绪,此后,光绪允许康有为可随时上书。2月,康再次上书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呈上他所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及搜集的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

6月6日,清廷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6月10日,光绪令其师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即《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颁布,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在此期间,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评定,新政内容仍然算是颇为先进的: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军事上,裁减绿营,编练新军;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

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制,力图让国家摆脱桎梏,走向富强。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这些诏令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根本无法立竿见影。

而且,诏令一经颁布,被伤及利益的人遍布朝野,北京城内更是一片哗然。此前清廷大搞洋务运动,办新政、不废旧制,顽固派虽有反对之声却也还能容忍。但维新变法开始之后不久,光绪就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如此激进的淘汰令一经抛出,立马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变法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夜之间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也手足无措。过惯了寄生虫生活的百万八旗子弟则是愤恨至极,数十万绿营官兵更是如丧考妣。

同时,很多变法措施缺乏制度上的衔接,也引起了不少京官的反对和批评。早在变法开端,帝师翁同龢就突遭开缺回籍,其门人叶昌炽曾在日记中称:

阅邸钞,虞山师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时矣。……柬蔚若,得复云:“近日号令,但恨两耳不聋,鄙人亦求瑱(耳塞)甚切。”

“虞山”,指翁同龢;“蔚若”乃吴郁生之字。从日记提及的两人信函往来中透露的信息来看,他们对光绪颁布的新政并不赞同。

而直隶总督荣禄也由最开始的评价变法带来“时局日新”,变为反对和坚决镇压维新运动。

变法从来就不容易。鲁迅当年沉痛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偌大一个国家推行变法,如果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与行之有效的落地方法,不可能成功。

这一次变法,光绪有点太着急了,他认为架空旧臣老臣,重用新官,就是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太着急了,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便可以施展满腔抱负,一飞冲天。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一文中评价道:“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指康有为)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不靠谱:立场暧昧的队友

纵览戊戌变法短短103天全局,不难发现,与伊藤博文共谋划,是光绪及维新派“太着急”变法外的又一失误。

1898年9月,已经卸去日本首相身份的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之时,正是清廷风雨欲来之时。

伊藤博文在中国前后逗留了一个月,几乎会见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别领袖,其用心可见一般。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有鉴于此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伊藤博文此次访华无疑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此表现得极为热切,并诚恳表示请其指教。9月20日,光绪在勤政殿(即仁寿殿)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向光绪表示,赞赏中国新政。这一天非同寻常,它是“戊戌政变”前夜,也是光绪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末日”。

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对年轻的光绪表示无比钦佩、并言辞暗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贡献时,光绪瞬间便萌生了要维新派请伊藤博文为“变法总顾问”的想法,甚至有点“准帝师”之意。由此可见,光绪与维新派一样,对伊藤博文在中国变法的“推力” 之上,过于信任与期待。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看好。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慈禧曾哭着对老臣刘坤一说:“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在日本提出割让辽东、台湾的条件后,慈禧又颁布谕旨:“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这两段分别来自刘坤一来京陛见(即臣下谒见皇帝)时的记录《慈谕恭纪》和翁同龢当时日记中的记述,与康有为在《我史》中记述的慈禧说的“中国甚大,台湾一点地,去了何妨”完全不同。

历史学家茅海建分析:如果说光绪帝接见没有国书且非政府官员的伊藤博文,在当时已属异常事件;那么,光绪帝在接见中的言论,更属异常——光绪竟然提出通过总理衙门与伊藤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而在此之前,清朝的皇帝接见外宾,所有问答都是经过严格的事先拟稿,客套与礼貌而已,从不涉及深层次的政治性议题。

伊藤博文觐见光绪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保守势力反扑,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被囚,后党大肆抓捕维新派,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当时,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而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伊藤博文此举算是为戊戌变法留下了一个火种,但与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伊藤博文共谋变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史料也证实,12年后“中日合邦”的翻版在朝鲜上演,日本以《日韩合并条约》为由吞并朝鲜。

如果说寄希望于外事力量的介入、以期达到“里应外合”,是光绪及维新派变革过程中忽视锻造自身力量的一大表现,那么,过分依赖袁世凯,则是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致命失误。

从袁世凯的升官过程可以窥见一二:变法之前,任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变法末期,被提拔为正二品侍郎候补;政变之后,曾护理直隶总督(八月初十,直隶总督荣禄奉旨入京,直督与北洋大臣交由候补侍郎袁世凯护理),虽仅10天,却可视为一种信任和荣耀;果不其然,一年过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是以论戊戌变法的受益者,袁世凯必是其一,而且极有可能是最大一个受益者。

当时,遭遇到顽固派强势反对之时,手无军权的帝王与康有为等商议之后,完全寄希望于正在天津摇摆不定的袁世凯身上(1895年,袁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

拿着光绪密诏的谭嗣同到天津找到袁世凯,让他调动新建陆军“勤王”,诛杀荣禄并兵围颐和园。在权衡利弊之后,袁世凯选择了向荣禄告密(这一行为究竟是在戊戌政变之前还是后,史学一直未有明确论断),此举最终给了戊戌变法狠狠一击。

最初之时,袁世凯的主张与维新派非常接近,他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都属于活跃分子,虽然级别差别不小,但甲午之后,彼此有相互需要的基础。1895年,当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屡屡投递无门时,袁世凯就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可以窥见其态度诚恳。强学会成立之时,据梁启超回忆:“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袁世凯一个人的出资占到强学会最初募集额的近一半)后来,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也是维新派推动的结果。

由此可见,康、袁的接触是有长期背景的,维新派竭力保举袁世凯,袁世凯在军事上尽力保证维新派安全,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政治交易关系。并且在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之前,也有其他人先期赴天津小站进行了沟通,甚至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也参加了会谈。

与维新派走近就是靠近当今皇帝,而光绪是合法的皇帝,无论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政治伦理上,袁世凯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与维新派合作。但是,他有他的合作底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沒有负面影响。所以,最后袁世凯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亦是情理之中的。

不接地气:旧瓶装新酒

在这一场变革中,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戊戌变法103天中,光绪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并没有按照以往程序、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完全缺乏可操作性。

于光绪来说,这其实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清王朝刚刚遭遇了甲午战败,他迫切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于是,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却仍然精神高度亢奋。

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盖上了皇帝玉玺的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就能使大清帝国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意思是,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

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草率,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包括官员和读书人(如前文所述)的根本利益。

更为要命的是,康有为一贯向光绪灌输“中国民众民智低下”(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就详细阐述过这一观点),并在很多变法措施上无视甚至侵犯民众利益,如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驱赶摊贩等。普通民众对变法产生极大的不满与愤怒自是难免。

封建制度在中国传承了上千年,国人很难接受新事物,更何况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所以若要改革首先要改的便是国人的封建思想,但是维新派却忽略了这一点,缺乏民众基础的他们才会给顽固派可趁之机。失去了民众基础支撑的皇帝,拿什么去拯救他的帝国?

于是乎,1898年9月19日,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在一群老臣的簇拥下动身回到了紫禁城。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作为维新派领头人的康有为得知了慈禧回宫的消息,本想借着伊藤博文来扭转当下被动的局势,没想到却被慈禧先行一步回宫谋划。政变后,安排好后路的康有为迅速离开了南海会馆,乘火车去往天津,又在天津坐轮船去了上海。

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停留,而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往了香港,在香港躲避数日之后,东渡日本,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与此同时,光绪被慈禧卸权囚禁。

康有为的一生,世人亦是褒贬不一。褒扬者称他是“改革家”,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但变法失败后又第一时间选择了逃亡,后还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而且,言行不一,是康有为一生为人诟病的一大缺点。康有为极力标榜“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却奉行“圣权无限”,大搞尊孔迷信;他推崇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平等自立,妇女解放,可自己却先后娶妻妾达6人,而且62岁了还娶一个刚20岁的少女为妾;他鼓吹老师与弟子应各有自主之权,却对弟子实行封建家长专制,不许有言论自由,更不许革命;他赞美“天地生人,本来平等”,可他晚年使用的仆婢竟达数十人之多。

光绪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草率的方式进行与结束。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有悬殊:一门心思“架空慈禧”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清政府的内部共分为两股势力,一部分是以光绪为代表的支持维新派变法的人士,另一部分则是以手握实权的慈禧为首的顽固派。

维新派将目光放在了西方的制度和思想上,他们想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更看重眼前的利益,所以在戊戌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他们便转而想要扼杀戊戌变法,这是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顽固派的悲哀。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从时称“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到“东亚病夫”的大清帝国,直至朝鲜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压迫下为自强而进行过变法维新的尝试。其中,只有日本获得成功,这也正是康有为对其极力推崇的原因所在。

明治维新能够较顺利进行,是由于天皇掌握了实权,“尊王”的长州藩等武士集团又拥有压倒德川幕府的军力,同时对旧势力还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牵制沙俄,所以又给予了帮助。

相比之下,戊戌变法时只有28岁的光绪虽在名义上“新政”,决定权却仍由慈禧在背后操控。皇帝本人十分缺乏理政经验,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康有为等人,更是既不知兵也不谙官场之道的文人学士,只能得到国内极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情,并无实权。那些手握兵权、财权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不同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对康有为等一步登天的维新派文人颇为不满,关键时刻都不会支持变法。

无怪乎历史学家许倬云有此觀点:德川幕府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北京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生力量援助,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

在光绪筹备变法之初,慈禧并没有反对变法。无论是从1840年之后连续发生的一系列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对清廷政权的破坏,还是从戊戌变法之前已经蔚然成风的洋务运动来看,改良,早已成为各种势力的共识。慈禧支持改良,是应有之意。而为何变法只进行了100来天,慈禧对改良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变法一开始,光绪就一门心思想要“架空慈禧”。

当变法在进行过程中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拦时,光绪把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一批官员给革职了,同时赏谭嗣同等4人加四品卿御,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些做法是对慈禧所掌握的最高权力的一种挑衅,这不能不引起慈禧的高度警觉。

而维新派后来拉拢袁世凯,准备借用他的兵力发动兵变,直接威胁慈禧的地位和生命,这更是慈禧所不允许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于是,慈禧的绝对权力便得以凸显,她决定不再放手光绪“瞎折腾”,把权力收回自己手中。最终,历史便走向了它的轨道:操盘手光绪皇帝被囚禁,发起与执行者康有为、梁启超远逃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另有其他维新党人不断被驱逐、逮捕、迫害,以资产阶级改良手段试图变革晚清王朝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政变爆发之后,与变法相关的种种政令陆续被废止,但还是保留了一样东西:京师大学堂。这被后世称作“仅存硕果”“奇迹”等。1912年10月底,结束了长达14年流亡生涯的梁启超受邀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其前身——演讲,时任校长马相伯称“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因此,京师大学堂算得上是戊戌变法所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其实清廷的改革并未因为政变发生而全然停止,乙未年五月《自强诏书》、戊戌年四月《定国是诏》和庚子十二月《新政诏书》,三者都是有密切关联的。

多年后,在杭州的一个戏院里,戏台上正在上演根据戊戌变法改编的戏剧《光绪痛史》。当舞台上的光绪和康有为相顾痛哭时,台下也传出痛哭之声——当时,晚年康有为正坐在台下,看着舞台上的“自己”老泪纵横——变法失败后,不断折腾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终究也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过客。

120年前的这场戊戌变法最终走向了失败,给民族和国家都留下了很多遗憾,但“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晚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失败和腐败昏聩,注定1898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戊戌年。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自身实力薄弱,以及反对势力的迅猛绞杀,变法在旦夕间即被轻易扼杀。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守旧势力的顽固,想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手段撼动他们是不现实的。清末维新失败后,不少人清醒认识到旧中国的肉体已经无法承载新思想、新时代、新潮流,一大批人纷纷觉醒,寻求新的出路。

文史博览·文史 2018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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